調查組負責人對周明光還算客氣，但語氣依舊公事公辦：
“周明光同志，情況緊急，事關重大。我們是奉北平直接命令行事。
宋亞文涉嫌嚴重貪腐、包庇縱容黑惡勢力、以及……可能策劃指揮刺殺省委常委陳朝陽同志未遂案件，證據鏈已經基本完整。
這是北平、華東局簽發的逮捕令和對您的情況通報文件?！?/p>
他將一份文件遞給周明光。
“刺殺陳朝陽？！”周明光倒吸一口涼氣，接過文件的手都有些不穩。
他飛快地瀏覽著上面的內容，越看臉色越是凝重和難以置信。
他這才明白，為什么會有所謂的軍事演習，而陳朝陽在大興煤礦的行動會得到華東局和軍區的強力背書，為什么北平會直接派出檢查組……
原來背后牽扯的，竟然是如此驚天動地，駭人聽聞的大案。
而他這個第一書記，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…
宋亞文看到周明光的表情，懷疑的種子已經被種下，他知道自已大勢已去，最后一絲力氣仿佛被抽空，整個人癱軟下去，再也無法站立，只能由兩名調查人員架著。
他眼神空洞，嘴里兀自無意識地喃喃：“血口噴人……血口噴人……”
調查組負責人一揮手：“帶走！”
宋亞文，這位曾經在漢東省權傾一時的第二書記，在無數道震驚、復雜、鄙夷的目光注視下，被拖離了他的辦公室，
留下的只有一地被撞碎的門板木屑，和一個讓整個漢東省官場都為之震動的巨大問號和驚嘆。
周明光站在原地，手里拿著這份沉甸甸的文件，望著空蕩蕩的門口，久久無言，背后已然被冷汗浸濕。
他此刻真正意識到，漢東省的天，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已經徹底變了。
山河省省委會議室
厚重的窗簾并未完全拉攏，幾縷光線斜射進來，照在繚繞的青色煙霧上，將會議室的氣氛渲染得更加凝重。
關于大興煤礦被軍管的消息，被投入了本就暗流洶涌的池塘，激起了巨大的波瀾。
此刻，緊急召開的省委常委會上，每個人的臉上都陰晴不定。
省委劉召龍坐在主位，指關節不輕不重地敲了敲桌面，聲音中帶著壓力：
“同志們，情況，想必大家都聽說了。
漢東省的陳朝陽同志，以雷霆手段，對大興煤礦實行了軍事管制。
馬保華、孫福山落網，罪名不小啊……貪污、盜賣國家資源、奴役礦工……”
他刻意停頓，目光掃過每一位常委的臉，捕捉著細微的表情變化。
“大興煤礦，名義上是兩省共管?！眲⒄冽執匾饧又亓恕懊x上”三個字。
“但現在，漢東方面單方面采取了如此極端的措施！
這說明我們的共管機制形同虛設，說明我們山河省對這家企業的監管嚴重缺位、失察……
現在外面會怎么看我們山河省？嗯？我們必須有所行動，而且要快！”
主管工業、能源的副省長王承德幾乎是立刻接話，語氣急切，帶著一種想要立刻撲滅火災的焦躁：
“劉書記的批評一針見血，我完全同意，
我們不能坐視不理，必須立刻表明態度，拿出行動！
我建議，省委立即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調查組，由我帶隊，今天就開赴大興煤礦，與陳朝陽同志匯合，協同調查！
我們要讓北平、華東局，讓漢東方面看到，我們山河省對腐敗問題是零容忍，我們有決心、也有能力清理門戶！
更重要的是……”
他壓低了聲音，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意味，“我們必須掌握主動權，確保調查在‘可控’范圍內進行，防止某些人借題發揮，把個案擴大化，抹黑我們整個山河省的干部隊伍形象，影響到其他兄弟單位和重要的合作項目！”
他的話里話外，透著一股“家丑不可外揚”，急于劃定邊界、控制影響的意圖。
“王副省長的心情可以理解?！必撠熣?、紀檢的李副書記緩緩開口，他年紀稍長，語氣更為持重，
“派調查組，表明態度，是必要的。
但是，怎么派？以什么名義？
現在大興煤礦是軍管狀態，指揮權在陳朝陽手里，授權來自華東局，甚至可能更高。
我們山河省的調查組，就這么直接開進去，程序上站得住腳嗎？
陳朝陽會怎么想？華東局會怎么看待我們這種‘不請自來’？
會不會被認為是對北平授權的質疑，甚至是一種對抗？這里面政治風險很大，需要慎重?！?/p>
王副省長有些不耐煩地反駁：“老李，現在不是講究繁文縟節的時候！
難道就因為我們顧慮程序，就眼睜睜看著別人在我們家門口查我們的干部，而我們連聲音都發不出？
這叫被動挨打，我們必須介入，至少要讓人看到我們在場！”
這時，一位平時話語不多，但分管著煤炭行業規劃、與各大礦區聯系頗為密切的趙副省長清了清嗓子，開口了。
他的語氣顯得頗為“公允”，甚至帶著幾分“痛心”：
“劉書記，幾位同志，我說兩句。
馬保華、孫福山這些人，如果真犯了法，那是罪有應得，我們絕不袒護！
但是，我們也要考慮到大興煤礦的特殊性和復雜性。
兩省共管，權責本來就難以完全理清，管理上出現一些混亂，也許是在所難免。
煤礦生產任務重，壓力大，有時候為了完成指標，方法上激進一點，也可能情有可原嘛?！?/p>
他話鋒一轉，意有所指：
“我現在擔心的是，陳朝陽同志年輕氣盛，又在戰場上立過大功，做事難免……手段剛猛一些。
如果他帶著預設立場去查，聽信一面之詞，無限上綱上線，甚至搞通供信那一套，會不會冤枉了一些好同志？
或者，為了追求轟動效應，把一些管理上的問題，都打成政治問題、腐敗問題？
我們派調查組過去，也是為了起到一個 ‘提醒’和‘平衡’的作用，確保調查工作沿著實事求是、客觀公正的軌道進行，這也是對同志負責，對事業負責嘛…”